王守觉：一位有创新灵魂的科学家
初次印象
2006年6月18日，我们来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拜访了同济老校友王守觉院士，尽管之前我们查阅了关于王院士的资料和照片，但亲眼见到王院士，还是令我们十分惊讶，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竟如此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谈吐清晰，思维敏捷。我们的采访也由他爽朗的笑声开始。他说：“我有一套养生之道的，还准备写本养生的书，哈哈……”
家族熏陶
王守觉出身于一个富有科学传统的家庭，父亲王季同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而他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是经纶济世之才，大哥王守竟是我国机械工业的创始人；二哥王守融是我国著名的精密机械仪器专家；大姐王淑贞，是上海妇产医院创始人，与林巧稚有“南王北林”之称；二姐王明贞，是清华第一位女教授；最小的哥哥王守武，和他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守觉是家中最小的一个，但也是最不安分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觉得我的创新性比他们强”。从小接受“一切靠自己，自学为主”思想的王守觉比他的哥哥姐姐们更喜欢从实践中获取知识。在读大学之前，他的知识基本上是自学得来的，由于身体不好，他的高中几乎没有念。但在那些日子，他从来不让自己闲着，什么事情都去尝试，都去做：卖自己制作的锁，为建设机场做过测量源，甚至还养过猪。在王家，从小就尊重孩子的自我发展，所以即便王守觉没有积极抓紧读书的机会，也不会受到家里的反对，反而得到哥哥的支持。王守觉“不走正轨”多少还是让母亲有些担心，但他自己回忆那段岁月仍然不时大笑：“当时也是为了生活，但也是为了好玩，现在看起来，却是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和多方面的思维能力，我一直认为边工作边学习是最好的，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再学习，这样才能知道自己需要学什么”。
同济情深
虽然对读书抱着一定看法，但王守觉最后还是认为大学是一定要念的，报考同济大学是受到兄长们的影响，他们推崇同济实行的德国式实践教育。所以即便初中一年级读完后的五年多中，他只进学校读过半年书，可他仍然坚信自己的能力，当时英语对他来说有点困难，于是，他找来一些英文杂志，对生词逐个查字典，然后背得滚瓜烂熟，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之后，他顺利地被同济大学录取，进入电机系学习。谈到选专业，他说：“你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而我们在当时就强烈地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事实，所以我们深知要用科学救国！”
就在这样的心态下，王守觉开始了大学生活。当时的同济大学搬迁到了四川李庄，在那里，寺庙成了校园，大小的宝殿、祠堂成了学生们的教室和寝室。据他回忆：“当时念大学条件很差，工学院就在东岳庙，一人一个小板凳，上课的时候就带着过去，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下课换一个教室就带着这个板凳过去。”条件的艰苦不但没有成为学习的障碍，在王守觉看来艰苦的环境对于成就一个年轻人坚强的品格是不无裨益的，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家里总是太受宠，出去吃点苦头是有好处的。”
但刻苦读书不等于死读书，这是王守觉最强调的一点。在大学，他自己从来不甘于每天坐在那里看书，他甚至认为，仅仅坐在那里看书做题，会浪费一个人思考的时间。所以他说“当时学习的氛围很浓，但还是比较宽松的，没有说每天一堆作业需要完成，基本上我们靠自己自觉。老师也是特别鼓励学生动脑。”灵活的脑子加上刻苦的学习精神，让王守觉在大学里独树一帜，成为当时两名全校优秀奖学金获得者之一。
不过这些都不是他最看重的，对于他而言，同济大学7年的读书生活给他最大的收获在于一个团体的生活，他对我们说：“对于同济大学的同舟共济我感受很深，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这样的团队生活让我得益匪浅。”王院士跟我们回忆说，当时同寝室的，不管谁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全部过来问他，不管是什么专业什么科目，他说就是这样大大地锻炼了他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让他学会不仅仅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开阔了他的视野，对于他以后的研究非常有好处。
硕果累累
带着这样的成绩离开同济，王守觉踏上他辉煌的工作旅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和学生一样，贯穿着两个词——“不断实践”与“不断创新”。他为我国发展两弹一星作出了贡献，制成了我国第一只锗高频晶体管，用于制造氢弹计算所需要的我国第一台晶体高速计算机，还制成了用于战略导弹的我国第一批硅平面管并创建硅平面工艺(获国家发明奖)，在此基础上，他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块固体组件，为导弹专用微型机的研制创造了条件。
辉煌的成果总是伴随着数不尽的坎坷与磨难，但王守觉总是能以一种变通的思想去看待这些，他给我们举了个例子，“许多科学家都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对我来说，‘文革’被打倒三年，我认为那段时间对我也非常有好处的，开阔了我的眼界，看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马克思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读了不少，大有收获，认识了很多本质的问题，认识社会。科学技术只是社会的某一个方面，你对社会一无所知，你反过来不认识科学技术。”抱着这佯的认识，王守觉从来不固守于自己原来研究的半导体这一个圈子，近几年来他开始研究信息技术，其中获得1995年度电子十大科技成果的“预言神一号”是我国首台数模混合神经计算机，在模拟人工神经网络上，比微机快近100倍。而就在去年，王守觉院士近年来提出的高维空间点分布分析方法应用于模式识别取得开创性成果，据此研究出的“人面仿生模式识别”研制成功了目前尚属国际空白的“人脸仿生模式识别防盗银行卡”产品，获得6项发明专利，居于世界仿生模式识别领域领先地位。他认为中国的科学家应该去研究一些新的领域，对国家更有帮助，对社会进步有更大的促进，所以现在王老更喜欢别人称他为信息学家，他说这是一种进步，“真正的科学家绝不会只能通一门科学，不怕转行，甚至应该乐于转行”这不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思维创新吗？
寄语同济
谈到当前的教育，王院士的话匣子就打开了：“现在的大学教育适合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但不容易出创新型的人才，应试教育出不了创新型的人才。”
平时他对他带的研究生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扭转学习方法，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从应试教育过来的，思维比较固化，只知道念书，要学会从念书到念书-思考-念书-思考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其次，他要求他的学生能紧随科研的前沿，“我前几天在欧洲国际会议作大会报告，回来我就会给我的学生们做报告，要让他们知道国际上学术的科学动态。科学创新是创造新的知识，而我们一般大学里的教学只是掌握前人的知识，现成的知识，而不知道知识从何而来。我们需要学习，但更需要知道知识从何而来，这样有一天我们才会创造新的知识。不能把书当作圣经来读，需要批判的来读。”说完，他摇摇头，无奈地表示现在的学生很难改变固定的思维模式。
王院士还特别强调学生的爱国主义：“胡锦涛书记提出创新型人才的六大标准，第一点就是爱国，不爱国不可能做出什么创新性的贡献，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方面受控于外国，在以前列强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文化侵略会造成高级打工仔，给外国人打工的打工仔。看似赚着不少的钱，但实际上脑力劳动里面还有打工仔和真正的脑力劳动者之分，前者是没有创新的。”
除了提到对学生的培养要求以外，他很激动地跟我们说起国人对于科学的漠视。他说他现在在给厦门大学电子学院、软件学院的学生讲课，他都愿意去讲课。“因为中国的科学没有积累，我愿意去做一些。一百多年前，美国一个科学家在文章中说，四大发明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现在重大发明却大多不是中国人，原因就是中国人不重视科学；当时他说，如果我们美国人也不重视科学，那么我们就会退化成像中国人那样。当然他说得比较偏激，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该承认他有一定的道理吗？作为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应该去深深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同济大学的桥梁专业很有名，但学习的桥梁科学大部分是从西方学来的，虽然古代中国就有非常有名的赵州桥，为什么曾经我们站在前沿的领域却不能保持，就是我们不重视科学的积累。所以我现在搞科学研究，希望发展新的知识，我乐于把这些知识的积累传授给我们的学生，而知识的积累就是科学。”
最后他对我们说他希望同济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思考，不要死水一潭，学出同济大学的优良传统来”。
在一片笑声中，我们结束了这次访谈，沥沥的小雨已经停歇，空气清新了许多，而我们的脑海也因王院士的谆谆教导变得更加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