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访谈文字摘自：自然出版集团2015年11月25日发布的白皮书《转型中的中国科研》：

“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可以预期的是，今后5年左右，不会超过10 年， 会有大量的外国学生从全球来到中国求学，就像80年代日本曾经出现的情况那样… … 目前， 外国留学生还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这些地方， 但慢慢也有韩国、日本的。我相信很快会有来自美国、欧洲的。”—PI，45-54岁，西安

“特别是对于很基础的研究，我们国家的支持力度还是不够。而这些基础研究项目对提高国家整体软实力常常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纳什的博弈论……当时没人预见到这种纯理论研究有什么商业价值，但它后来被证明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纳什）他所在的大学和国家的科研体系就有一种机制， 来保障和支持这种纯理论研究或特别基础性的研究。”—PI，25-34岁，南京

“如果申请书上你写一些非常原创性的、很新颖的东西往往很难拿到资助。评审人不一定理解你的想法，或者觉得你提出的东西太冒险，很难做出来 ……不过近年有一些专项资金（来支持这种非常创新的研究），情况也是不断在改善。”—PI，45-54岁，西安

“ 基金委的‘ 面上项目’ 是四年8 0 万， 单靠一个项目不够支撑我的实验室。所以我必须花时间去申请其它资助。最好就是， 如果能有比如一次性给五年， 能有三百万左右，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申请其它项目， 可以专注于做研究了， 但是这种项目太少了。” —PI ，35-44 岁， 北京

“我有不少项目经费，但还是招不到我需要的人， 因为绝大部分的项目经费都没法用来发工资……大量经费只能用来买设备和材料， 可是招不到合适的人来做那些实验， 你买来那么多设备材料也是浪费。” — PI ， 35-44 岁， 西安

“他们的评审员都是从专家库中选出来的。现在国内研究者的素质不断提高，评审专家的水平也在提高，他们也变得更专业了。只有这样他们才不太可能受到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 这也提高了（申请）的公平性。所以要确保评估机制的有效与公正， 重要前提就是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专家，才能很好的判断研究项目是否达到标准。”—PI，35-44岁，上海

“ 我觉得没必要设置那么频繁的评估和检查。不仅做项目的人要花很多精力准备， 作为评审人也要花很多时间， 这对很多资深科学家是双重的负担。而且， 财务审计的流程和各种各样的财务规定非常繁琐， 准备这些审计材料， 非常花时间。” — PI ， 45-54 岁， 上海

“研究计划都是基于一定假设条件的。但是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不可能提前几年就把什么预测的那么准。在一些情况下，它没有证明原来的想法，我需要调整计划。但是要申请调整预算向资助方解释这些变动非常麻烦，很浪费精力和时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PI，45-54岁，北京

“ 导师指导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资深科学家们太忙了， 各种项目申请和评估的事情， 还有很多附加的管理工作， 像一些行政会议之类… … 这些非常花时间， 如果能减少这方面的负担，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实验室里指导年轻人。” — PI ， 45-54 岁， 上海

“ 大学里的论文写作课程， 我感觉没有起到效果， 基本上还只是关注语言问题， 并没有解决逻辑结构问题。我听说有些是外语系开的。” — PI ， 3 5 - 4 4 岁， 南京

“技术员其实通常只需要硕士就够了， 但学校都要求必须有博士学位才能拿到编制，而这就将一些本来够格的硕士研究生排除在外。但博士生往往都更倾向于做讲师或是研究员，而不愿意做技术员 …… 技术员在体系里不受重视。这是一个难题。”—PI，45-54岁，西安

“关于合作，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署名问题……与国外不同，我们过分强调第一作者和第一责任单位，或者是第一通讯作者。这其实很不合理，明显是一种行政干预，问题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评估制度上的障碍。”—PI，35-44岁，南京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缺乏相关教育。很多时候学生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不符合科研道德规范的，是违规的… … 比如说， 我实验室有个学生， 他投稿了一篇文章， 然后把相同的图表又用到另外一篇文章里。他不知道这是不允许的… …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 告诉他们什么是版权， 培养这方面的意识和概念。”—PI，45-54岁，北京

“这也许是有利于整个科学进步的。但要把所有数据放到公开平台上，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整理那些数据。而且说不定公开后可能会有人来问问题，就牵扯到更多精力去解释。就我个人来说，不是硬性要求的话我不太愿意这么做。”—PI，45-54岁，北京

“ 语言是论文写作上的一个障碍， 但更重要的是逻辑思维，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 像在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很早就开始论文写作的训练。这贯穿于他们的本科教育之中， 甚至从更早的小学中学就开始（ 强调写作） 。但这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是缺乏的。” —PI ，35-44岁， 北京

“我觉得论文发表过程中对中国作者是有偏见的。大部分的（学术期刊） 编辑和审稿人都是西方国家的。所以也就不奇怪他们会更信任来自西方某个知名院校或实验室的文章，也会花更多时间去看。而对来自中国某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实验室投的文章， 他们肯定会重视度低一些， 也更苛刻。”—PI，35-44岁，西安

“我见过或听说过的中国科学传播类媒体的记者都是文科出身，也就是他们从高中后就没受过什么数理化教育了……科研是复杂的，牵涉到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和假设。你在报导中忽略某一方面的信息就有可能导致整个意思完全变了。”—PI，35-44岁，上海

“（在公众媒体上进行科研宣传）这可能在西方国家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尊重个性和多样性。但在中国，对于一名年轻科研人员， 这很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不想这样做。可能当我成为领域里的资深专家之后我会愿意。” —PI ，35-44岁， 上海

 自然出版集团2015年11月25日发布的白皮书《转型中的中国科研》全文请见：http://lab.semi.ac.cn/swgk/contents/1012/11252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