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春藩

   

    王守武，男，1919年3月15日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中国半导体科学奠基人之一。我国第一个半导体研究室、半导体器件工厂、半导体研究所和全国半导体测试中心的创建者，第一台单晶炉、第一根锗单晶、第一只锗晶体管、第一只激光器的研制者与组织领导者。在研究与开发中国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及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授课20余年，培养了大批物理学家和半导体技术专家。

 

    1934年，我已满15岁，开始了青年时代的历程。

 

    青年的最大愿望，是自己能够成才，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成为于国于民有用之人。然而，不同的时代，会给青年人带来不同的经历，有着不同的遭遇。我的青春岁月，历尽坎坷，布满荆棘，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闯出了一条成才之路……

 

    求 索

 

    1934年，我正在上海青年中学上高中二年级，父亲从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退休后回到上海。因他留恋故乡小桥水港的美景，全家人为遂他的心愿，只得迁回苏州。经过转学考试，我进入著名的省立苏州中学学习。

 

    苏州中学对学业的要求是严格的。我虽然初来乍到，对功课并不感到困难。那时，我在班级里，成绩较好，好成绩并非来自天赋，来自读死书，而是来自自己的独立思考，融会贯通。每天的晚自习，我的作业完成得特别快，剩下的时间，不是用来研习教科书上的其他习题，就是阅读有关的参考书籍。

 

    孩童时代，我因病魔缠身，体质不好，不爱活动，也不爱说话，小学老师曾在我的作业本上批示：“你是不是哑巴？”那时，我的父亲王季同，是电气工程师，特别钟爱数学，并有一定的造诣。每在下班回家时，或在晚餐之后，她总要给哥姐们讲些趣味数学，或出一些智力测验考他们。我这个“傻弟弟”，怕见父亲，但也总爱悄悄地挤在哥姐们中间，听父亲那有趣的讲述。那时，父亲曾讲述如何求圆周率“π”的问题。我因为年纪太小，听得不明不白，也不敢多问，怕父亲又说我“笨”。此后，“π”这个无理数的特性，却一直印在我的心上。进入苏州中学，经过对《三角》和《高等代数》的学习，对它的特性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便从反三角函数的级数的展开中，得到了它的计算方法，写成《圆周率π的级数展开》一文，发表在苏州中学的校刊上。这是我人生旅途中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自此，从事自然科学工作，既符合父亲的希望，也成了我的意愿，渴望在著名大学里，得到名师的指点，科学的熏陶。

 

    病魔简直成了我难以摆脱的影子。高中毕业前夕，无特效药可治的疟疾，又再次重犯，不得不缀学休养。母亲管尚孝，是家庭妇女，为人贤惠豁达，知书识礼，对子女管教甚严，也是操持家务的能手。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对我这个体弱多病、不受父爱喜欢的傻孩子，特别的疼爱，多方求医为我治病，做好吃的为我补养身子。 等到病好了，学校的年终考试也结束了。没有参加学校的年终考试，就不能去参加苏州全区的统一会考，也就拿不到高中毕业文凭。要想得到毕业文凭，必须等待参加下一年的年终考试和统一会考。我不愿白白地去等下一轮考试的到来，经过与校方交涉，我拿到了一张肄业证书。

 

    高中毕业前夕，同学们都在热烈地谈论将来的升学志愿。我是准备报考北京的大学的，原因是来自哥姐们的影响。我的守竟大哥和守璃三姐，都曾就学于清华大学，守融二哥也正在读清华大学，淑贞大姐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明贞二姐毕业于燕京大学。这些有名的大学，同样吸引着我。谁能料到，报考工作开始后，这些大学都不招肄业生。正在我心灰意冷、不知去往何方的时候，得知上海同济大学招收肄业生。一打听，才知道这所德国人创办的学校，讲课用德文。学生入学第一年为预料，主要是学习德语。校方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同意我报考，但有一条要求：第二年要补交毕业证书。曾留学德国的守竟大哥，支持我报考这个学校。他说：“德国在工程技术方面是先进的，上这所学校同样有前途。”

 

    1936年，我进入同济大学，入预科班学习德语。第二年，预科考试结束后，我又匆匆赶回苏州，参加苏州中学的年终考试和全区的统一会考。在我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之后，才正式成为同济大学机电系的学生。

 

    我在上大学时，国家正处于危难时刻。我这个人，也许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大关心政治，什么“爱国”呀，“民族尊严”呀，想得较少，一个心思想的就是念书，总想把书念得越多越好。那时，求知欲特别强，业余时间，几乎全都泡在图书馆里。而我乐于念的，都是数理化方面的，因为它能促进我的思维，增强自身的理解能力。因此，对文科方面就比较偏废。也不喜欢看文艺小说，4年的大学生涯，只看过《三国志》，其他中外文艺名篇，从没看过。不爱好文学，当然作文成绩就不大好。

 

    我的另一爱好，就是喜欢动手，搞些有趣的科学实验，这习惯是童年时代就养成的。在我六、七岁时，父亲在上海与他人合办的工厂倒闭了，家里分得不少机械加工工具。在兄长们的影响下，我学会了配钥匙、修理家庭用具、绕制变压器等钳工技艺。8岁那年，家里刚装上电灯，我又对电产生了兴趣，独自在电灯的灯头上做了各种试验。虽然把保险丝烧了好几次，但终于弄清了室内安装电灯的基本知识。那时的同济大学，宿舍是两人一间，面积不大。我与同住的同学关系很好，但也有过一些摩擦。这位同学喜欢读书、也爱整洁。我呢，除喜欢读书外，总爱动手搞实验。那时，学校用的是直流电，这给我做实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宿舍里，我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实验装置，进行过电解、电镀等实验，甚至还亲手制造了一台可以调速的直流电机。在这小小的天地里，经我这一折腾，房间就更为零乱了。一天，这位同学终于对我发火了：

 

    “看看你有多少东西吧，摆了七个桌子，路都没法走了。”

 

    此话一点也不夸张。那么，这么多桌子又是那来的呢？我只要看到走廊或其他地方有别人扔出的破桌子，都要搬回宿舍，稍加修理，就成了我的实验台。

 

    我的作为，虽然苦恼了这位同学，却对我后来搞起科学实验来，能做到心灵手巧，得心应手，起了不小的帮助。

 

    辩 论

 

    进入大学生活，我的孤癖寡言的性格虽无多大改变，但“言谈拘谨”的习惯倒也改变不少。学业上的问题，我乐于穷追到底，弄个水落石出。如有弄不明白的地方，也能大胆地向同学、老师求教；老师在讲课中有毛病或错误的地方，我这被小学老师视为“哑巴”的人，也能大胆地给指出来，甚至与老师辩论。

 

    那是在同济大学上一年级时发生的事。在上物理课时，老师出了一道奇怪的思考题：

 

    有两根质量相同的棍子，一根是方的，一根是圆的，它们同时从一个宽阔的斜面上滚落下来，哪根先落地？

 

    “圆棍先落地”。同学们齐声回答。

 

    “否，方棍先落地”。老师却说。

 

    老师的结论，无法使学生信服，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开了。这位老师头头是道地讲了原由：木棍从斜面下落时，方棍的全部位能，变成了直线运动的动能；而圆棍的位能，只有一部分变成直线运动的动能，而另一部分变成了旋转运动的动能而耗费了。方棍的直线运动动能比圆棍的动能大，所以先落地。

 

    听了老师的解释，这些刚刚步入大学生涯的同学，面面相觑，虽不同意老师的解答，却又道不出反驳的理由。

 

    “老师，你这个解释不对!”我勇赶地站起身来，壮着胆子说。

 

    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大家都把视线对着我，是期待，又像是对我的怀疑。

 

    “哪儿不对呀？”老师有点不满意。

 

    “因为你没考虑到摩擦阻力所消耗的能量。方棍与斜面间的摩擦是滑动摩擦，消耗的能量多，而圆棍与斜面间的摩擦是滚动摩擦，消耗的能量少。所 以总起来算，还是圆棍先落地。这时，同学们的情绪重又活跃起来，几十双眼睛看看我，继而又转向老师。

 

    “王守武说的有道理，老师讲得不对。”有的同学在嘁戚喳喳地议论，一会而又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起来，课堂秩序很乱。

 

    “安静!”老师似乎有点恼火，不等同学们安静下来，他就回头对我说：

 

    “好吧。既然我不能说服你，你也不能说服我，那么课后我们都再重新证明一下。下课!”老师气呼呼地走了。同学们却少有人离开教室，他们仍在议论刚才发生的争论。有的说老师讲的对，有的说我的解释对，还有同学鼓励我，叫我尽快写出证明，跟老师较量，弄个谁是谁非，水落石出。学校当局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并且十分重视。校方把我和另外几个赞成我的分析的同学找去，说我们在课堂上的行为是在“有意给老师难堪”，是“闹学潮”是“无理取闹”，是“破坏教学秩序”，给扣了好几顶帽子，还把我们训了一顿。我不服校方的无理指责，反驳说：“这不是'闹学潮’，也不是'无理取闹’，是教学中的是与非的辩论，是在探讨科学，应该弄个水落石出。”后来，教务处经过研究后，回答我们，对这次争议的问题，可以在校内公开辩论，“学校不出面，你们自由组织，谁愿意参加谁参加，不强求别人到会。”

 

    为了这次辩论会，这位物理老师做了精心的准备，甚至还制作了模型。辩论会举行时，这位曾留学过德国的老师，运用深奥的高等数学和古典力学，来证明这个简单的命题。繁琐的证明，写满了整块黑板。

 

    轮到我发言了，说实话，刚进大学的我，还没学过高等数学。在苏州中学时，虽然自学过一点，也仅仅懂得点鸡毛蒜皮。对老师那深奥的证明，一点也看不懂。但我知道，力学中的现象，必须服从能量守恒定律，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于是，我在发言中提出，把老师举例的计算结果，用守恒定律进行核算，以验证其正确性。如果是守恒的，老师的论证就是对的；如不守恒，结论则是错的。我的轻声慢语的发言刚完，有同学很快就算了出来，证明了老师的错误，辩论会只得不欢而散。学校的干预，也没得出个是非，就此了结。

 

    奔 波

 

    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总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又将侵华战火扩张到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在侵华战火不断升级，对上海的轰炸一天比一天猛的情况下，同济大学不得不离沪内迁。这年的秋天，学校迁往浙江的金华。没住几个月，战事紧迫，又不得不迁往南昌。到了1938年的初夏，又迁往江西的赣州。这时，江浙一带，战火弥漫，我的家人，只得离开苏州，迁往长沙。当我在随校由南昌赴赣州时，顺道去长沙探望父母。那时的家，根本不像家的样子，简直成了难民，没有栖身的住所，没有安静的环境，更没有填饱肚子的干粮，整天担惊受怕，东跑西颠。父母的身体瘦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我那有正义感的父亲，一天骂骂叨叨，骂中央军无能，骂国民党腐败。父亲的迁怒，现实的教育，在我的心田里，萌发了爱国心，民族的奋进心。

 

    在赣州，学校找不到校址，不得不在一个庙宇里上课。我们把佛像打掉，佛台就成了我们睡觉的地方。为此，还与地方上的老百姓，闹了不少的纠纷。上了半年课，战事吃紧，学校又翻山越岭，迁往广西的八步。这是个边远的小城镇，虽然安全，但交通、生活，都有所不便。后来，奉教育部的指示，又绕道越南，迁往教育界的大本营昆明。

 

    在这动乱的时期，学校难以认真地上课，主要靠学生自学，这就得有自觉性。我这个人，对上课和自学，更乐意于后者。因为我养成了习惯，喜欢安静，喜欢独自钻研。我不怕落(là)课，不怕多次的转学，原因就在这里。再有，老师讲课都用德语，我只能听懂百分之六七十，这就迫使我业余奋发自学不可。读一本书，我不满足于似懂非懂，而是要弄清楚，认真消化。在读数理方面的教材时，认真算习题，反复用多种方法进行验算，都对了，我才满足。

 

    抗日战争的岁月，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学生读书也不安宁。好不容易磨到了1941年的春天，我在昆明郊外的同济大学临时校舍毕业后，因举家已迁来昆明，我的大哥王守竟，也正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的昆明中央机器厂担任厂长，我就入该厂的一个分厂当了工务员。那时，我欲施展才华，设计了加工麻花钻头的自动铣床，希望厂方能给以试生产。以观铣床的实用效果。然而，厂方却将我的图纸搁在一边，不予理采。这大大挫伤了我的自尊心和工作积极性，感到这个厂不仅官僚主义严重，而且是个养老院，不干具体活的、有后台的人太多。在这样的厂里干事不可能有所作为，我就辞去职务，入中国工合翻砂实验厂任工务部主任。

 

    这个翻砂厂，是由几个人贷款办起来的，规模小，人员也少，有点像现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到这小厂工作，我可以出人头地，有利于我发挥作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旧社会的黑暗事太多。这个厂的房东，是当地的土豪。工厂赚了点钱，他就犯红眼病，与区公所勾结，向厂勒索钱财。一天，区公所的人把管理工厂行政事务的厂务主任叫走了，等到快下班也不见人回来，我就去区公所找他。没能料到，区公所也把我扣留了，理由是我们厂有偷税漏税行为。这纯粹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后来，通过关系，还花了些钱财，才把我们放回来。生不完的气，受不完的罪，我再也不想干了。1943年初，我便辞去工务主任职务，转回母校任教。

 

    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走向生活，通过这一短暂的社会实践，切身的体验，便有了观念上的看法，开始对国民党现行政治的不满。

 

    1941年初，同济大学除毕业班外，全都又迁往四川的李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济大学中的德籍老师，全都回国去了。学校师资匮缺，当我去函联系工作时，校方很快回信，欢迎我回去任教。当时，德籍老师一走，剩下的都是讲师级的老师，教学水平不高。我大学毕业时，功课成绩几乎门门满分，学校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能胜任教学工作。再有，经过那场与物理老师的大辩论，我也给校方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便是母校急于录用我的原因。

 

    我在大学毕业时，获得的是“工程科学”学士学位。回到母校后，学校就分配我在附属高等职业学校教制图和机械设计，也教电工学。任职半年后，同济大学一年前新成立的造船系所招收的一个班的学生，要去重庆交通大学上专业课，需要一位带队老师。这位老师，除了管理他们的一切事务外，还得教《蒸汽机》这门课。学校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率领他们去重庆。其实，《蒸汽机》这门课，我也没学过，但也难不倒我，可以通过自学，边学边教。

 

    在日寇铁蹄下的中国，惨遭蹂躏，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日军铁蹄所至，烧杀、奸淫、抢掠、破坏，无所不为。南京的大屠杀，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在重庆，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我们同济大学的师生员工，对日寇的残暴义愤填膺，纷纷组织抗日宣传队，募捐、劳军。“奋起”，“救国”，已在我心灵的深处，悄悄地扎下了根。

 

    进 取

 

    长住重庆，信息灵通。1944年，从交通大学得知国民政府正在招收自费留美学生，我就报名应考，先是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由于重庆气候不好，或许是因劳累过度，应考后不久，我的身体状况又不好，老是低烧，乏力，还有点咳嗽，并发现痰内有血丝。经过透视检查，我犯了结核病，不得不离职回昆明家中调养。这样一来，延误了赴美时间，失去了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机会。1945年夏天，我饱含“科学救国”的热情，辗转缅甸，东渡大洋，踏上了留学美国的征程，入名气不大的普渡大学，在其研究院攻读工程力学。

 

    离家时，家里人为我凑集的钱，按官价换成两千美金，比黑市兑换少用了许多国币，这就是去美头一年的费用。后来，我有了奖学金，就没再花家里的钱了。

 

    普渡大学，位于印地安那州的拉费耶特城，北距芝加哥不远，坐火车只需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拉费耶特城城西，有一条河，叫瓦洛西河。河西原是农田，一名“普渡”的人捐资兴学，故取名“普渡大学”。后来学校规模大了，以普渡大学为中心，发展了一个文化城。城中的居民，大都与学校教职工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普渡大学，我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尤以数学成绩最好，深得老师的赞誉。数学老师里德博士打破最高分为6分的惯例，给我打了6＋的高分。他曾对人讲过：“在学习工程技术的人员中，像王守武这样有深厚数学基础的人很少见。”翌年6月，我正式获得了硕士学位。

 

    在我获得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后，我对工程材料的许多力学性能很感兴趣，想知道它们为什么具有这种力学性能。我的硕士导师、工程力学系主任斯蒂姆听了我的想法后，鼓励我继续深造，并为我弄到了奖学金，要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量子力学刚刚兴起，而它正是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有力工具。要攻读量子力学，用它来研究材料问题，就得由工程力学系转到物理系，经斯蒂姆主任的介绍，我到了物理系，开始了对固体内部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研究。

 

    来到物理系，博士导师并不懂得量子力学，这给我的学业带来了困难。在我的要求下，物理系主任另行委托一位教授任我的导师。当我与这位教授见面时，他直截了当地问我：

 

    “你过去学过些什么？”

 

    “在物理方面，只学过《普通物理》。”

 

    “这不行。”新导师说。“要在量子力学方面有所作为，必须有广泛而深厚的物理知识功底不可。至少，四大力学的知识必须掌握。”

 

    这怎么办呢？我有些犯难。从头学起嘛，必定会拉长我获得学位的时间，我不乐意。

 

    “教授，采取旁听的方式来补齐这几门课行吗？这些课开教的时间又不一样，如果一门一门地学，时间会拉得太长。”

 

    导师是位通情达理的人，他应允了我的请求。接着，我便开始旁听已开设的《固体物理》和《统计力学》两门课程。热力学、理论力学和电动力学以后再补。后来，通过考试，导师要我学的几门课，我都一一通过了。总的说来，这些课程的过关，是与我奋发自学分不开的。这期间，除了上课外，其他时间，我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自学了不少有关物理学方面的参考资料。既增长了学识，也开阔了眼界。两年后，我完成了“一种计算金属钠的结合和压缩率的新方法“的论文，正式获得了博士学位。

 

    结 缘

 

    1948年，我与同窗三载的葛修怀女士，组成了温馨的家庭。我们从相识到结合，还有一段佳话。

 

    葛修怀自重庆大学毕业后，也是1945年自费来普渡大学留学的。在重庆应考时，我们同在一个考场，彼此不认识。来到普渡大学，她在机电系学电信专业，我们常在一个班里听大课。那时，教高等工程数学课的里德博士，是个少壮派，挺凶，对学习的要求也挺严，每周都要突击考试一次，试题都较难。葛修怀有好几次都没考好，生气地对同学说：“这么深的题，谁能考得好？老师有意整人。”这位同学告诉她：“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有个人就考得挺好，每次都得满分。”“她是谁？”葛修怀非常惊奇。“就是他”。这位同学转过身来，指着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我给她看。“他？真的？”葛修怀有点不大相信。不过，自那时起，她开始注意起我来，细心观察我上课时的一举一动。见我上课从不迟到，总是提前10分钟就来到教室；不与同学聊天，独自埋头看书。我的形象，增加了葛修怀的好感，开始印在她的心里。

 

    一次就餐的时候，一位与葛修怀同系的美国学生，悄悄地向葛修怀打听：“听说里德博士在给你们上课时，不免提心吊胆，很害怕一个中国留学生。他是谁？你认识吗？”

 

    “这是为什么？”葛修怀问。

 

    “听说这个学生听过他的《高等教学》课，不仅次次得满分，还能察觉到他讲课中出现的差错。你看会不会是他？”这位同学暗暗地指了指一位边吃饭边与同学谈话的中国学生。

 

    “不是，”葛修怀答。接着，葛修怀又指了指坐在极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只顾低头吃饭的我。那位美国同学见我仪表、举止都很平常，不大相信。葛修怀坚定地对她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学生，肯定是他。”

 

    每在寒假或春节，我们同在普渡大学留学的同学，常常二三十人一起，邀约去基督教堂借厨房烧饭聚餐。我对葛修怀的了解，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每次聚餐，都是我们留学生最为开心的聚会，又唱又跳，有说有笑。一次，在大家玩得最为开心的时候，有位同学突然发话：

 

    “同学们，我有个新的发现，想考考你们。谁答对了，到我这儿领奖：巧克力糖一包。今天来的女士，每一位随身都挎着一个精美的小包。我的问题是：这是为什么？包里装的什么？谁能答得上来？“

 

    这时，大家的欢快劲儿达到了高潮，七嘴八舌，回答什么的都有。最后，这个同学说：

 

    “我的发现是：包里什么也没装，只装化妆品。”同学们笑了，笑得很开心。这时，葛修怀突然发话了：

 

    “没有那回事，我不信”。

 

    “不信就搜。”有同学真的查了好几个女同学的包，唯独葛修怀的包里没装化妆品。从这时起，我对葛修怀加深了印象，也产生了好感。

 

    那时，尽管葛修怀对我有好的印象，我对她也有好感，但彼此只知其人而未相识，更没在一起说过一句话。也许是天生的癖性，我跟女性讲话，嘴非常笨拙，还有些心跳。

 

    一个星期日，普渡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主席老沈，要找葛修怀谈事。约我赔他一起去。这真是天意。我心不由已，就迳直跟他一起去了。从这时起，我与葛修怀才正式相识。在谈话中，葛修怀把我大大赞扬了一番，还透露了那位美国女学生打听我的事。告别时，她非常实在地邀我常去她住地玩，帮助她的学习。以后，我就经常到她宿舍作客。她很热情，不拘于我讲话的生硬呆板。我们在一起谈学习，讲国家大事，论国际时事，也谈理想和生活。后来，播下的友谊种子有了新的发展，我便将我亲手缝制的一件缀有花边的中式旗袍送给她，她也欣喜地接受了我的这一特殊的“彩礼”

 

    1948年5月1日，我与葛修怀结婚了。我们想好了今后要以自己的劳动去创造生活，特意选择了国际劳动节这个日子。我们的婚礼，既没去教堂，也没办酒席，既不是美国式的，也不是中国式的，只是到公证处回答了公证人问的几个简单的问题，备了案，就算结婚了。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这里第一对用这种不中不洋方式结婚的中国学生，引起了新闻记者的注意。这天下午，当地的晚报报道了我们这一结婚方式的消息，还刊登我们没穿婚纱礼服的照片。

 

    结婚后，我们住的是学校专为年青教师新建的公寓，公寓是米黄色，三层楼，西式屋顶，房间较宽敞。邻居多数是美国人，也有少数其他国籍的人，当然也和我一样，是外籍教师。而中国人，就只有我们一家。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礼貌，多数邻居都喜欢同我家来往，用北京的话说，喜欢来家“串门子”。数月之后，妻子怀孕了。孩子出生前，邻居们常来家帮这帮那，教修怀在怀孕期间应该注意的问题。临产那天，一位邻居说我神经太紧张了，不能开车，便由他自己开车送修怀去医院。修怀分娩时，失血过多，需要输血，这位邻居说：“我是O型血，就输我的吧!”他马上献了200CC。后来，我按中国的规矩，送他一支老母鸡，供他补养身子。他笑了，打趣地说：“不用补品，我有的是血。”回头对修怀说：“真的是我的血输到你的身上了？”他感到很高兴。这位邻居叫吉姆斯•埃维，在学校里，算得上是我的学生，他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很感兴趣，非常友好，待人也很忠厚、实诚。据说，他很可能是美国共产党人。“文革”后我访美，专程去了一趟普渡大学，探亲访友。我去看他时，他全家都搬走了，问了许多人，也没打听到他的下落。

 

    思 乡

 

    自从我们有了小家庭，单身的中国留学生便常来家里相聚，以减轻身在异乡的寂寞。来得最多的，是洪朝生、邓稼先等几位好友。大家在一起，免不了诉说思乡之情，倾吐对祖国的眷恋。洪潮生是北京人，常以此为豪。他在闲谈中，总少不了颂扬京城的风光，京城悠久的历史文化。香山，颐和园，八达岭，天坛……是他学生时代爱去的地方。八达岭的雄伟，香山的妖娆，颐和园的俊美，故宫、天坛的壮丽，一一令他陶醉。“如果我们有缘在北京相聚，我一定带你们去玩个痛快。”邓稼先是安微人，念念不忘黄山风景的秀丽。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瀑布……像数家珍一样一件件地讲给我们听，内心也充满自豪。我是苏州人，也将苏州的小桥水港，沧浪亭、拙政园、狮子林、虎丘、寒山寺等名园名胜，在众人面前炫耀一番。我还打趣地对洪朝生说：“'北有天坛，南有苏杭’，我们苏州，享有'东方威尼斯’的美称，既有江南水城的典型特点，又有园林之城的美名，并不亚于你北京的天坛吧!”“别忘了，我们上海可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呀!”修怀的插话，逗得大家都乐了……。闲谈，感叹，大家深深感到，祖国是美丽的，祖国是可爱的，国民党政权却是腐败的，可憎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个新政权出现，以代替腐朽末落的旧政权。

 

    我们夫妻二人，都是南方人，在吃的方面不太讲究，买来罐头一热，就当菜吃。自己烧饭吃，比在餐馆吃便宜得多。这些好友一来，也仅仅烧两、三个菜招待，没有现在国内动不动就是 “一大桌”那样讲究。

 

    那时，在普渡大学，有些留学生是中国官员派来的。他们思考问题，与我们不一样。尽管国民党是那样地腐败，他们的一言一行，还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为国民党说话、辩护。这也许就是“阶级烙印”吧!华侨在美国办的中文报纸，也有两派，一派是进步的，一派是国民党的喉舌。进步的《华侨日报》，图书馆订得有，我们正是从这份报纸上，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消息的。

 

    1948年6月，在芝加哥组成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普渡大学分会的干事，是好友邓稼先担任，他也是芝加哥总会干事会成员。这位著名的中国核物理学家，是1948年夏来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的。来美时，中国正处于两大营垒敌对的关键时期，他对国内战争的形势非常了解，他说：“国统区物价飞涨，钞票贬值，民不聊生。因为国民党散失民心，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终将垮台。”后来，他在普渡大学留美学生中，做了不少拥戴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留美同学出于思乡之情，爱国之意，常去他的宿舍叫他介绍国内的战势，研讨国家未来的前途。他号召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的回国，虽不受益于他的鼓动，也对我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1949年夏，我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修怀建议我们出去玩玩。她有身孕，我乐意地答应了，想借旅游之乐让她调剂精神。我们从家里开车出发，在美国兜了一大圈。北上黄石公园，这是美国最有名的大公园，然后西去旧金山，再往南到了洛杉矶，进而过沙漠，穿峡谷，再回到拉费耶特城。行程近4000英里，经历约一个多月。在旅途中，还专门参观了印地安人的聚居区，大多是山地，也是较为荒凉的地区。

 

    洛杉矶，是美国西部的第一大城，西南岸的大海港，好莱坞也在本城的北郊。我们在此游玩了3天。一天下午，我们来到海边，迎着习习凉风，在海边漫步，摄影留念。漫步中，修怀突然转身面向西方，伫立不动，向漫无边际的大洋了望。良久，她突然问我：

 

    “守武，我们的正前方是哪里？”

 

    “是太平洋，碧绿的大海洋。”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我指的是陆地，不是海洋。”

 

    “啊，是中国!我们伟大的祖国。”我如梦初醒，高兴地回答。

 

    “你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比如说，距我们最近的是哪个城市？”她嗔怪地望着我。

 

    “这……”祖国东海岸的城市太多了，我答不上来。

 

    “是上海，我的家!”她豪气地回答。“上海地处北纬310。，在中国的东海岸；洛杉矶也是北纬310，在美国的西海岸。从直线距离看，这儿距上海最近。”这时，她又看了看表，接着说：“现在，正是上海凌晨4点，说不定，阿拉爸正在梦中呼唤着自己的女儿哩!”修怀的眼圈突然湿润了，语音也变得有些嘶哑。

 

    我知道，修怀自上初中时就死去了母亲，是父亲与她相依为命，关照她的生活，培养她成人，故而她对父亲的感情颇深。这次怀孕后，她想家，更思念自己的亲人，渴望早日回到他们身边，让父亲早日见到远在异国他乡的女儿，早日见到自己的外孙。我忙上前抚着她的双肩，安慰她说：“别想那么多了，保重身体要紧。稼先已经讲了，曙光即将到来，待国内政局明朗安定之后，我们就即刻动身回去。”

 

    这时，湛蓝的天空渐渐乏起晚霞，海风也带来了阵阵凉意。我们告别了大洋，告别了念挂中的国土和亲人，回到了城内的住地。

 

    回 归

 

    我的本意是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即回国效力。这时的祖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血与火的战斗正酣，难以成行。应工程力学系主任的敦聘，留校执教。我又不得不从物理系回到工程力学系，在材料力学组主讲《高等材料力学》。一周上三次课，6学时，有时也到实验室走走看看。年俸是3000多美元，收入不算多，也不算少。我们有公寓，有轿车，过着宁静、舒适的生活。

 

    那时，修怀已获硕士学位，因难以回国，又有身孕，加之美国对女性的歧视，找工作较难。她只得帮学校搞绘图，后来又去餐馆收收钱。在她于1949年秋生下女儿时，她就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做了家庭主妇。

 

    1949年的10月1日，大洋彼岸的中华大地，传来了新中国诞生的喜讯，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许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无多大关系的同学，来我家聚会得更勤了，每周都有一两次，尤以星期日的人最多。大家议论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的盛况，“十一”天安门楼上楼下的壮观场景，憧憬“改朝换代”后新中国的未来，抒发将来为国效力的意愿……。当时，大家都深深感到，贫穷落后的祖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复兴，在建设中繁荣，在抗争中岷起。为此，当然需要人才和知识，我们这些海外赤子，有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将会得到祖国母亲的厚爱。在“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号召下，我便下定决心，尽快回归祖国，报效祖国。

 

    一天，系里同事转给了我一封信，是家书，是在天津大学执教的守融二哥寄来的，我喜出望外。谁能料到，喜事中包含着忧事——我的父亲在苏州老家病故了。我那些哥姐和弟弟，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天津，有的在上海。怕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寂寞，二哥已把她接去了天津。

 

    我的孩童时代，因为“笨”，得不到父亲和哥姐们的宠爱。是母亲最疼我，给我的爱最多。如今，父亲去世，母亲变得苍老了，身体又多病，我应回到她的身边，尽点孝心。归国心情，也更为迫切了。

 

    冬去春来，转眼又到了夏季。1950年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处于交战的状态，我出自对时局的敏感，回国的事，变得更为急切了，决意马上行动。遂借思念年迈的孤寡母亲为由，以二哥的来信为凭据，向美国移民局递交了回国申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美国，年轻的科技人才严重缺乏，美国政府竭力笼络各国留学生留在美国，为它服务。国民党特务也百般阻挠留美学生返回大陆。移民局对我的申请置之不理。后来，只得通过印度驻美使馆与美方交涉。反复多次，美方才准许我们以难民的身分回国。一切回国手续，都是我们亲自去印度使馆办的。出境证，是一张难民身份证；回国的旅费，受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委托，由印度使馆垫支。我在美国已行教年余，身边有些积蓄，经济条件比留美学生好得多，就没去领旅费。由美国经上海到北京，所花的费用，全由我自个支付。

 

    我们决意回归故里的消息传开后，一些同学和同事，都热情地挽留，要我们留在美国继续自己的教学生涯。

 

    “王博士，美国是当今世界科学、教育的中心，您留在这里，是可大展鸿图的。”

 

    “中国长期战乱，一片荒芜，你回去又能干什么呢？”

 

    “共产党扼杀人才，到那边去，无意于往火坑里跳。”

 

    “还是留下来吧，不回去不是更好吗？”……

 

    “儿子总不会嫌弃母亲啊!母亲再穷再丑，却总有割不断的骨肉情哪!”善意的挽留，恶意的劝阻，都未能打动我这颗归心似箭的心。

 

    不过，系主任的挽留，却不能不使我动情。几年来，我们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听说我即将回国的消息，特意把我们一家三口请到家中，设宴款待。席间，主任深情地对我说：“我对国共两党谁是谁非并不了解，也不想妄加评论。不过，贵国目前处境相当困难我是确信无疑的。你回到那里，生活条件艰苦不用说，想找个理想的工作，怕也是相当困难的。”

 

    “主任，你的分析有一定道理，符合客观事实。目前，中国正在医治战争创伤，正处于贫穷、落后之中。但是，她必竟是生我、养我的土地啊!改变祖国贫困落后的面貌，正是祖国的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你们美国人民，不也正是在响应杜鲁门总统的号召，为美国的复兴辛勤劳作吗？”“我回国的另一原因，是家父在不久前病故，母亲身体又极度的坏，急于要见我的面……”

 

    “我的母亲去世较早，父亲孤身一人，要我回去的家书连续不断，我也想在他晚年时尽尽女儿的孝心。”不待我把话讲完，修怀也急忙插话解释。

 

    报效祖国，思念慈母，为老人敬孝，这是世界的语言，世界的伦理。系主任被我们强烈的爱国心和对父母的孝心深深打动了。他理解我们的心情，同情地点了点头，就不再言及此事了，进而为我们干杯，为我们祝福，愿我们旅途愉快，平安返国。

 

    1950年10月，我们一家三口，怀着报效祖国的热忱，对各自父母的孝心，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大型客轮，从旧金山出发，开始了回归故里的航程。

 

    在归国留学人员中，我们赶的是第二个航班船，每班船有留美学生一百余人。在第三个航班船出发后，该乘第四个航班般的留美学者就不让回国了。也许是归国人员太多，既冲击美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也间接地支助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在这一问题上，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起了不少阴谋作用。钱学森先生他们那一拨，就没回成。直到1956年，中美签订“平民协定“后，又才开始允许留美学者回国。

 

    经过20多天的航程，船停在了香港附近的海面，不能靠岸。当时英国政府规定，凡要经香港回大陆的中国人，必须是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的人。其他学者，九龙海关只得用小船把我们一批又一批地接上岸，再乘火车入深圳。当我们踏上梦魂牵绕的国土，首先印入眼帘的，是罗湖桥头的欢迎人群，“欢迎留美学者荣归故里”，“欢迎你，新中国的建设者!”等大幅标语。这时，我们思潮起伏，热血沸腾，欣喜久别的儿女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滚落出串串热泪。

 

    我们一家三口，从深圳乘火车到广州，又由广州直奔上海，去看望修怀的家人，和我的二姐和弟弟。我也顺道去了母校同济大学，想看一看是否有条件在那里工作。参观访友后，觉得不如人意，还是决定北上进京，另寻他路。

 

    新生的祖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不仅在生活方面困难不少，就连居住条件也相当困难。修怀希望尽快找到工作，以便把生活安定下来。她去华北大学工学院联系，校方乐于聘请我们执教，答应给二居室住房。修怀想就在华北大学落脚，我觉得这所学校水平不高，不乐意去。而我联系的单位，又无居住条件。后来，修怀应聘于华大工院，我进了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我虽没受聘于华北大学，因为校方有情在先，我答应为该校兼课，讲了一年多的《理论力学》。后来，修怀参加土改，又生第二个孩子，她承担的《电工学》课程，全部由我承担。为国效力的征途，就这样开始了。

 

    报 国

 

    1950年底，我刚一踏上祖国大地，上级就给我一项紧急任务：为在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运输队设计一种特殊的车灯和路标，让祖国“最可爱的人”在朝鲜前线既可夜间行车，又不致被敌机发现，免遭轰炸。报国心切的我，立即进行设计，并组织研究所内的科技人员加工制作。我依据光线在锥体表面定向反射的原理，使特殊设计的车灯光线在路标上的反射光，只能定向地射到司机的眼里，避免了敌机发现的可能性。设计制作完成后，进行了实地试验，效果良好，解决了问题，并很快投入了使用。

 

    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后，当地政府发现藏民生活燃料奇缺，能源不足，但高原阳光充足，便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为之设计制造太阳灶的请求。我受命主持了此项设计任务。考虑到制造一个大面积的抛物形反射镜加工有困难，就改由多个窄圆锥形反射面组成反射系统，用调整每个圆锥面的斜度，使平行于主轴方向的光线都反射到太阳灶的中心。设计制作成功后，用它可以在15分种内把一壶水烧开。这种太阳灶，虽较原始，但成本低，很适用，高原上至今还延续着它的使命。

 

    1954年，我了解到新一代的电子器件——半导体晶体管已在国外广泛应用，并预见到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将会引起一场电子技术的大革命。为了推动我国电子技术跟上时代的发展，我与同期归国的黄昆、洪朝生、汤定元等著名专家，在当年召开的物理学年会上，作了这方面的介绍，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这期间，我还开展了氧化亚铜整流器的制作与性能的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了这类半导体整流器的性能。其研究成果，相继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

 

    1956年，是我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转折，人生之旅中的一个关键年代。

 

    就在这一年，我应邀参加了由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的“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讨论和制定工作。在所确定的57项重大科技项目中，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发展，被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是抓紧实施的重点。为了落实这项紧急任务，中央领导部门决定，由黄昆、谢希德和我们中科院的几位学者，分别在培养人才和从事开拓性研究两个方面，进行开拓性工作。我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毅然中断了其他科研项目，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来。这时，我不到40岁，朝气勃勃，干劲十足，在为祖国效力的大好机遇面前，废寝忘食地工作。我们走遍大江南北，在公园，在广场，在图书馆，在高等学府，在国家机关的礼堂，举办科学报告会，大力普及半导体科学知识，热情宣传“半导体”在国济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在应用物理研究所，我以“电学研究组”成员为主要对象，举办了半导体专业培训班，继而组成了我国第一个半导体研究室，正式开展了“半导体”的科学研究工作。

 

    根据当时国外文献的报道，“锗”是制作晶体管最为现实的材料。目标明确之后，在我与吴锡九研究员的组织领导下，集中了华北无线电元件研究所、南京工学院等单位的40余名科学工作者，开始了半导体锗材料和锗器件的研究工作。我一边抓锗材料的提纯，一边亲手设计并制造了我国第一台拉制半导体锗材料的单晶炉，并于1957年秋，拉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根锗单晶；同年11月底到次年初，我与同事合作，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批锗合金结晶体管，并掌握了锗单晶的掺杂技术，能控制锗单晶的导电类型、电阻率及少数载流子寿命等电学指标，达到了从事器件生产的要求。

 

    1958年8月，领导器件组工作的王守觉从苏联学习归来，引来了合金扩散工艺，加速了我国第一批锗高频合金扩散晶体管的研制。

 

    作为半导体研究室主任的我，在参与研究锗高频合金扩散晶体管的同时，又参与了拉制硅单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具体解决了在拉制硅单晶过程中坩埚底部因温度过高而引起的“跳硅”难题。1957年归国的林兰英，任材料研究组组长，具体实施硅单晶的拉制方案。经我们的共同努力，使得我国第一根硅单晶于1958年问世。

 

    为了促进我国第二代(晶体管型)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在我与有关同志的组织领导下，于1958年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生产晶体管的工厂——中国科学院109工厂，从事锗高频晶体管的批量生产。在人员和设备条件都较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全厂人员奋战。到1959年底，为研制109乙型计算机提供了12个品种、14万5千多只锗晶体管，完成了该机所需的器件供给任务，为计算所研制新型计算机创造了首要的条件。

 

    1960年4月，我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任筹委会副主任。1960年9月6日，半导体研究所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副所长，负责全所科技业务管理和分支学科的组建工作。我用自己的智慧、心血和汗水，精心播种和培育了“半导体”这株新苗，成了我国半导体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50年代末，自从锗、硅半导体单晶材料和晶体管在半导体所相继问世后，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工业，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但材料与器件质量的检测手段，远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因为在当时，同一参数不同单位的测试结果差别很大，难以据此来判断各单位所取得成果的水平。1962年，我依据国家科委的决定，在半导体所筹建全国半导体测试中心，并兼任该中心主任。我领导并参与了对半导体材料的电阻率、少数载流子寿命以及锗晶体管频率特性的标准测试方法的研究，并建立了相应的标准测试系统。与此同时，还着手研究某些简便的测试方法，以满足有关所厂随时抽测样品的需要。经过探索，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测量半导体“少子”寿命的新方法，并发表了“用触针下分布电阻的光电导衰退来测量半导体中少数载流子寿命”论文。该论文在1963年中国电子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宣读，受到同行的好评。测试中心建成后，经过全国评比，确立了在国内的权威地位，并随之承担起了全国半导体参数测试的仲裁任务。……

 

    正当我为发展我国半导体科学事业大显身手、全力以赴地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时，“文革”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中止了我的科研事业，断送了我的青春。朝气蓬勃的青春岁月，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文章来源：《中国名人谈青年时代丛书——无愧青春》